华北行营的行政架构分为三级：行营—专区—县。行营之下设民政处、财政处、建设处、教育处、保安处和粮食管理处六个部门，分别对口管理辖区内的民政、财税、基建、教育、治安和粮食征购。专区一级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，负责协调辖区内的几个县。县一级设县政府，县长由行营直接任命。
苏振邦派来的苏系文官占据了大部分专区和县的行政主官位置。这些人在来华北之前已经在重庆接受了系统的培训。
到任之后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带着工作人员下到各个乡镇，挨村挨户地统计人口、清查田亩、登记商户。这些数据直接汇总到行营的财政处，成为税收征管的基础。
税收方面，苏杭定了几条硬规矩。
第一，农业税沿用抗战前的旧税率，不额外加征。
第二，田赋征收以实物为主，按照当年的实际收成折算，歉收年景可以申请减免。
第三，商业税按照商户的实际营业额征收，不得摊派。
第四，取消一切地方杂捐和临时性摊派，地方政府的开支由行营财政统一拨付。
第五，税收由行营财政处统一管理，任何军队和个人不得私自征税。
这几条新的规定一出来，效果立竿见影。华北的百姓在日军统治下被压榨了五年，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伪政权三天两头下乡摊派，连家里的门板都要被征走。
苏杭的规矩一立起来，老百姓发现交完粮税之后居然真的没人再上门来要钱了，日子比过去好过多了。
恢复生产是行政治理的重中之重。冀南和冀中平原是华北的粮食主产区，但日军占领期间大量良田荒芜，水利设施被破坏，耕牛和农具严重不足。苏杭命令各县组织春耕春种工作队，由县政府的农业技术人员下乡指导，调配种子、农具和耕牛。
部队也在驻地周边开展助耕活动，利用训练间隙帮助农民翻地、修渠、抢收。
太行山兵工厂在1942年底前特地开了一条新的生产线生产了一批农具，包括铁犁、锄头和镰刀，以极低的价格供应给各县的农户。到1943年春，华北行营辖区内的粮食播种面积恢复到了战前的七成左右，粮食产量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，但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军需民用的需求。
商业恢复同样迅速。正太铁路和津浦铁路的部分路段在收复后很快修复通车，石家庄、保定、邯郸、济南等城市的集市和商铺陆续重新开张。苏杭在行营财政处下设了一个物资调剂办公室，专门负责协调辖区内的物资流通。
山西的煤炭和铁矿石通过正太铁路运到河北，山东的盐和棉花通过津浦铁路运到石家庄，冀南和冀中的粮食则通过公路网输送到察南山区和山东半岛。
整个华北行营的经济体系像一台重新启动的机器，各个齿轮开始缓慢但持续地转动起来。
华北行营辖区内的兵员招募，从苏杭就任行营主任之后就进入了高潮。各县城门口的征兵站前排起了长队，报名参军的青年从早上排到天黑，有的甚至带着铺盖卷来，准备报了名就不走了。
这些青年踊跃参军的原因并不复杂。苏杭和苏家军在华北的名声是实实在在打出来的。